腊月二十三，狗儿背着行囊推开家门时，老狗剩正盘腿坐在滚烫的东北大炕上，吧嗒着旱烟。烟圈一圈圈往上飘，混着锅里酸菜白肉的香气。狗儿把印着俄文的合同往炕桌上一拍，声音不大，却震得房梁上的灰都往下掉：“爸，厂子那份工，我辞了。往后，我跟老毛子那边做买卖。”
炕头上的惊雷
老狗剩没抬头，烟杆在炕沿上磕了磕，火星子溅出来：“铁饭碗，说扔就扔？你当那是土坷垃？”狗儿梗着脖子，眼里烧着火：“那碗里盛的是啥？是清水！边贸那头，是肉汤！我都打听好了，本钱不用多，五万块就能把摊子支起来。”听到“五万块”，老狗剩的手顿住了，混浊的眼睛从烟雾里抬起来，盯着儿子，像盯一个陌生人。
压箱底的钱与悬着的心
那五万块，是压在老狗剩炕席底下，用油布包了又包，预备给狗儿娶媳妇的老本。夜里，狗儿娘翻来覆去，听着隔壁屋儿子翻合同纸的沙沙声，叹了口气：“孩子有闯劲，是好事。”老狗剩在黑暗里睁着眼：“闯？那是往冰窟窿里闯！那毛子话他会几句？口岸那边水深着呢！”可天亮时，他还是把油布包摸了出来，手指摩挲着，终究没递出去。
风雪口岸第一步
狗儿还是走了，带着从几个发小那儿凑来的散碎银子。绥芬河口岸的风像刀子，刮得人脸生疼。他挤在满是皮革和香料气味的人群里，比划着手势，和俄商打交道。第一次发货，就因为单据问题卡在海关，急得他满嘴燎泡。夜里缩在廉价旅馆，听着窗外异国的风声，他第一次觉出那铺着炕席的家，有多暖和。
电话两头的沉默
每个月往家打电话，成了最煎熬的事。狗儿总是报喜：“爸，这批手套卖出去了！”“爸，认识个靠谱的翻译了！”电话那头，通常是长久的沉默，然后是一句硬邦邦的“嗯，知道了”，或者“外面冷，多穿点”。钱，成了父子间一道透明的墙，谁都不去碰，却结结实实地横在那里。狗儿娘说，他爸常对着他小时候的照片发呆。
不是钱的事儿
转机来得偶然。狗儿一批货被扣，急需一笔钱周转疏通。他咬着牙，没向家里开口。没想到第三天，一笔钱汇到了他卡上，不多不少，正好解燃眉急。汇款人是他爹。狗儿愣了半天，拨通电话，喉咙发紧。接电话的是他娘：“你爹说了，他不是心疼钱，是怕你摔了没人扶。那五万，给你留着娶媳妇，这钱，是给你‘扶一把’的。”
年关的团圆与新生
除夕夜，狗儿赶回了家。炕桌摆得满满当当，父子俩对坐着，几盅烧酒下肚，话才化开。狗儿讲口岸的见闻，讲吃亏上当，也讲慢慢摸出的门道。老狗剩听着，偶尔插一句“做买卖得实诚”。窗外爆竹震天响，屋里热气氤氲。那一晚，谁也没提“成功”或“失败”，但压在心头那块冰，分明是化了。开春，狗儿的边贸小摊，终于挂上了像模像样的牌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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